卢德之:从倒逼到协同——商业与公益关系的转型与升级

时间:2019-09-08 13:00:01 来源:云南企业新闻网 当前位置:守绝 > 乐动体育官方在线 > 手机阅读


从倒逼到协同:

商业与公益关系的转型与升级
——中信信托新年论坛、华民集团慈善论坛等讲话综合

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卢德之
(2019年1月11日、21日)






尊敬的企业界、公益界的朋友们:

大家好!


最近这些年来,无论是企业界的还是公益界的朋友,大家都在思考商业与公益的关系问题。我们知道,在全球财富迅速增加、市场日益扩大、商业日益发展的今天,伴随人们的却是贫富差距、不平等日益扩大,这不仅仅是几个国家出现的问题,世界各国几乎都出现了这个问题,只是数字不同、程度不同、层级不同而已。我们如何认识、处置这个问题呢?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,大家应当尽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,并且从民间的角度、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置这个问题,做一些从0到1的研讨与尝试,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些从1到2的事。


目前看来,国际经济形势比去年更复杂,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1月22日在瑞士举行,论坛的核心主题就是“全球化4.0: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”,大家集中探讨了在人类历史百年大变局发生之际,全球化将往何处去,世界各国又该如何应对等重大问题。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大的压力。面对多重叠加的困难,如何保持定力,团结拼搏,推动发展,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目标和任务。作为一个企业家、一个慈善人,一方面要拼命地多挣钱,一方面还要拼命地为慈善事业花钱,如何处理好企业与慈善的关系呢?如何推动两者协同发展呢?最近10多年来,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,一直在思考商业与公益的关系,讨论资本精神与财富传承的关系。我认为,商业与公益的关系,本质上就是资本与共享的关系。为探讨资本与共享的关系,我还专门写了《资本精神》《论资本与共享》等几本书,其中三本书还出了英文版,2018年1月在美国的夏威夷举行了首发仪式。在夏威夷时,我还就这个问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去年,我多次参加了有关这个话题的研讨会,作了两次演讲。今年开年以来又几次谈到了这个话题。我想,这种来自民间的、企业间的思考会自由、开放一些,彼此的启发也许会轻松、快乐一些。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好商业与公益相结合的度,更好地推动商业与公益向前发展,更好地推动资本与共享向前发展。



1“亚当·斯密之谜”——世人普遍看重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,他自己为什么特别看重他的《道德情操论》?我们需要资本,需要创造财富,更需要资 本精神,需要合理地处置财富。


我是8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,从基层做到了一个厅级干部。90年代初,我就下海经商了。也就是说改革开放40多年,30多年我在商业领域、在市场里打拼。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野蛮生长,看到了财富的集聚与财富的失去,看到了商海人生的艰难困苦,也看到了成功的喜悦与豪放,也更深层地看到了资本与财富的复杂关系,看到了人性在金钱与财富面前的颤抖、沉沦与反思。大约在2000年前后,我在资本大潮、财富发展中突然有了一种猛回头的感觉——我们到底如何认识资本,如何认识运用资本的人呢?到底如何认识财富、处置财富,如何认识掌握财富特别是掌握了巨额财富的人呢?我是学哲学的,哲学要求我们思考价值。特别是在现实生活里,面对人与物的是是非非,我也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,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财富观呢?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怎么才能建立起一种既体现民族文化价值,又与时俱进的财富观呢?我们经常讲,中国的富人往往“富不过三代”。我们总不能说,过去是“富不过三代”,现在还是“富不过三代”吧!如果我们老是“富不过三代”,为什么又要去“富”呢?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、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也不相符啊!


越往深处想的时候,我越清楚地认识到,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,可以说是一个资本的时代,资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很重要的推动力量、主导力量。但是,推动、限制和规范资本发展的力量也很多,比如说社会制度、法律体系,还有人们良好的创造动机,当然也要面对个人的贪婪、自私等。也就是说,人们的动机有可能推动资本发展,也会引诱资本堕落。为此我认为,我们在推动制度体系建设的同时,还需要一种高维的价值引领。我把这种价值叫做资本精神。长期以来,资本我们天天都在讲,精神我们也天天都在说。资本是物理的状态,精神是一种文化的状态,我把这两种东西融合到一块了。我曾经同一个部门的领导同志说,我们天天骂资本,说资本不好,说资本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,可是我们天天谈引进资本,搞资本运作,推动资本发展,这怎么说得通呢?当然,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资本,是资本主义处在原始积累年代的资本,那时候的资本就是一幅贪婪的面孔,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马克思是对的。现在,时空变化了,各种矛盾也发生改变了,如果我们在认识资本、把握资本的时候,不与时俱进,又怎么利用资本,推动发展呢?这是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,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视角问题。那时候,还有两本书对我启发很大。一本是马克思·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,一本就是亚当·斯密的《道德情操论》。特别是读亚当·斯密的《道德情操论》(1759年出版)时,我注意到了,亚当·斯密还是《国富论》(1773年完成,1776年出版)的作者。《国富论》为他赢得了“现代经济学之父”和“自由企业的守护神”的美誉。这个苏格兰人在1790年7月去世后,葬在了爱丁堡。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行字:“这里长眠着《道德情操论》的作者亚当·斯密。”这个墓志铭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,但居然是亚当·斯密自己撰写的,这就别有深意了!其实,早些年我就读这本书,也没有在意这个问题。后来在思考商业、资本、市场等问题时,突然醒悟了——亚当·斯密毕竟是亚当·斯密,的确太伟大了!200多年来,大家普遍看重他的《国富论》,把他奉为市场经济之父。他自己却这样看重他的《道德情操论》,希望他死后,名字也要与《道德情操论》联系在一起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对此,我称之为“亚当·斯密之谜”。



我们都知道亚当·斯密是谁,他是一个商业主义者、市场经济者、资本倡导者,也是最看重商业利益、市场价值的人啊!他为什么放下这些烫金的大头衔,给自己撰写了这样一个墓志铭呢?他希望通过这个墓志铭告诉后人一些什么重要的价值呢?我觉得,亚当·斯密是一个明白人。道德不是神坛,但道德至关重要。他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,道德情操比单纯的经济发展更重要。他在看到了市场那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时候,也看到了还有一只发自人的内心深处的、掌控着人类灵魂的手,叫道德情操。遗憾的是,人们往往只重视前者,却忽略了后者。我们如果再深入地比较一下他的两本书,就会更加清楚认识到,亚当·斯密不仅有明确的经济学思考,更有明确的价值准则与价值选择。他研究经济、研究市场,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市场机制、市场调节、市场体系,但是如果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,还需要道德调节、价值导向,需要道德情操——也就是说,进入市场,仅仅依靠经济要素、经济手段也是不够的,还需要道德融入其中,让道德发挥积极的调节、规范作用。显然,亚当·斯密在强调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同时,也强调道德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。道德失缺的市场,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。由此,我想到的是,没有道德约束的资本,就不会是一个好的资本;没有道德支撑的商业,也不会是一个好的商业;没有道德价值引导自己的商业行为、市场行为、资本行为的资本所有者,也不会是一个好的富人!联系到自己一路走来的商业行为、市场行为、资本行为,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:第一、商业与财富是联系在一起的。第二、财富与道德是有关系的。第三、在处理财富与道德的关系时,应当特别看重道德。第四、财富拥有者应当自觉地坚守道德责任、社会责任、人类责任。这不能说的强制性要求,不是设计道德高地,而是财富与财富拥有者应尽的义务与责任。


当然,我说的资本精神是一个特定的概念。在我看来,资本精神是推动资本发展的内在动力,以及它背后的道德精神,就包括亚当·斯密所讲的道德情操。资本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呢?为便于理解,我从新教徒那里借来了三句话进行了改造,叫做“拼命地挣钱,拼命地省钱,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而花钱”。我认为,人们通过确立资本精神体系,让有钱的人都变成好人,就是让富人变好人,让穷人变富人。所以从本质上说,资本精神是一种基本的财富观,一种财富发展观。一般来说,富人占有的资源相对比较多,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。这不是过份的要求,也不是道德示范,而是理当如此。资源、地位与责任同在。


今天在座的,许多朋友是从事商业的,特别是做银行的、做资本的,大家的感触一定比我还要多。我们这些人与商业有关、与市场有关,有的朋友还与公益慈善有关。我们是参与者。我们思考这个问题,才可能有更多的自觉,才可能更切身地体会到如何更好地推动商业与公益协同、财富与慈善协同、资本与共享协同。我想,我们现在应该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了“亚当·斯密之谜”的价值与意义。“亚当·斯密之谜”揭示的就是商业与道德的关系、市场与道德的关系。用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,就是商业与公益的关系。核心问题就是,我们仅仅就商业来考虑商业还是不够的,在考虑商业、考虑财富的同时,还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地处置财富。就是说,我们既要资本,也要资本精神;既要不断地创造财富,也要通过适当的方式,让资本创造的财富让更多人享用,让资本走向共享。


我们要知道,商业与公益的关系问题不是人们后来才提出的问题,商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,就与公益联系在一起了。我们也知道,第一,商业做好了,就是最大的公益。这是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观点,我认为是对的。第二,商业做好了,又能用一些商业利益来做公益,不是很好的事吗?第三,不能要求商人做慈善,但可以引导商业与公益相结合,是正常的商业发展逻辑,也应当是可行的价值导向。第四,能做好商业,做一个成功的商人,又能做一个慈善人,不是很好的人生吗?我想,就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来说,这是历史事实,也是现实,更是未来的一个方向。


历史漫长,历史的回音却充满智慧和启迪!



2从远古走来——古往今来,商业与公益已经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红线,一条不断升级的发展红线——通过一定的方式,让市场、商业创造的财富让更多人分享,既是富人提升价值的重要选择,也是财富的最好归宿。


我们知道,商业从产生那一天开始,就与公益联系在一起了。远古时期,生产落后,分工不成熟,社会行业也不多,彼此的界线不清晰,比如商业是原始的交换,公益可能也只是简单的扶贫济困,就连公益、慈善这样的词也可能很晚才出现,商业与公益的关系自然是完全分离的。


到了商业社会、市场社会,一切就逐渐发生改变了。特别是到了现在,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,商业发达、市场发展或许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,但仅仅重视市场、重视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了,还必须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结合起来,把经济社会作为发展整体,推动一体化治理。最近法国出现的社会问题,值得我们深思。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。2017年法国人均GDP达到了38575.438美元,可以说是相当富裕了吧。但是,2018年11月到2019年1月中旬,法国巴黎等城市的民众每周六都走上街头,抗议政府上调燃油碳排放税导致油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。随着一些极左、极右阵营和暴力团伙成员加入,示威频繁升级为骚乱,商店和银行遭打砸抢、纵火等现象增多。而据民意调查,80%的人支持这次抗议行动。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,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,市场发达、经济发展、商业繁荣等,也只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,如果在发展中长期解决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,甚至让两极分化持续扩大等问题,社会就可能出现分裂,就不可能稳定发展。当然,解决社会发展这样复杂的问题,需要不断完善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,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,注重商业与公益的关系也是解决社会有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,至少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矛盾缓冲区与社会发展润滑剂。不然的话,人均收入那么高的法国,政府上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一点,生活成本增加一点,就直接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,仅仅是经济原因吗?当然不是。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现新的危机了。



尽管公益只是制度建设的一种补充,不可能用公益去解决商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,但是由于商业始终与财富有关,商业是积聚财富的工具和手段,商业就应当与公益联系在一起。事实上,商业与公益一直在一起。至少有以下几种方式:


第一,早期大小商业对公益、对慈善的支持。一般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慈善活动,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。据史书记载,范蠡(公元前536年—公元前448年)是楚国人,被后人尊称为“商圣”。早年因为战乱,他辗转来到齐国,在海边找了一个地方生存下来。他勤劳刻苦,精耕细作,又兼做一些捕鱼、晒盐的事儿,家里很快就富裕起来,积累了数千万家产。有了钱,他却仗义疏财,把钱财施善给了乡邻乡亲们,大家都感激他、敬重他。这些佳话传到齐王那里,齐王也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,便把他请到了国都临淄,请他做了主持政务的相国。他干了三年后对齐王说:“居官致于卿相,治家能致千金;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,已经到了极点。久受尊名,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。”他急流勇退,向齐王归还了相印,又把自己的家财散给了朋友和老乡们,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。离开齐国,他来到宋国的陶邑,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的一个地方,又开始了经商活动。他坚守诚信经营,声誉很好,没出几年,又成了一个巨富。有了财富,他没有独自享受,又把家产散给了需要的人们。我一直在想,中国史书上记载商人并不多,范蠡可能是一个特例,也是一个典型。他当年一次又一次地施善给大家,也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扶贫济困,并没有想到是在做慈善、做公益,也不会是自动地改造社会。但是,范蠡那种从自发到自觉的施善行为,却反映了中国古代商人的善良情怀,反映了商业与公益的本质联系。我们从范蠡的商业实践特别是经商准则里可以看到,他是一个重视商业与商业利益关系的人,一个高度重视商业与公益关系的人。他看透了财富的本质、财富的责任,懂得如何处置财富,且恰当地处置了财富,也成就了他“商圣”的千古美名。这还说明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,传统中那些美德是应当发扬的,现代社会所有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好的。商业与公益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更是如此。


第二,许多大商业、大财团往往是从被倒逼做公益到主动出来做慈善的。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公司当年就是被倒逼增加工人的工资福利等,后来走向公益慈善的道路等。美国《历史》杂志曾经报道说,1914年4月,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罗拉多燃料与铁矿公司发生的一个矿工事件,洛克菲勒家族由此开始反思自己公司的管理政策,并随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矿工待遇,缓解了劳资矛盾,也使洛克菲勒家族进一步反思财富的价值,逐渐认识到了公益的重要性,走上了慈善的道路。后来洛克菲勒在给他儿子的信中特别谈到了财富处置问题,他说:“守财奴得不到快乐,而慷慨用金钱帮助别人的人,即使为此贫穷了,内心依然是富有的。金钱是流动的,生不带来,死不带走,要如呼吸一样与世界交流。慷慨的施予者,无论金钱多少,都将用金钱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。”从这里我们看到,慈善不仅使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得到了升华,也使他们的人生获得了更高尚的尊严。后来人们评价他时说,洛克菲勒具备和所有富人一样的品质,自律和克制。但是,他和大多数富人不一样的地方是,比大多数富翁更加自律和克制,对散财更是慷慨和大方。我觉得,这是人们对他的尊重与敬佩,也是对商业走向公益、走向慈善的尊重与敬佩,更是对资本与共享的尊重与敬佩。许多事从倒逼开始,得到的效果却是积极的。所以,倒逼我们做事,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事。


第三,现代经济条件下,主动用商业的部分收益资助公益,普遍表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等。我们知道,商业是人与市场打交道、与人打交道的事。商业需要智慧,商人也需要高尚的精神、价值来滋养。其中,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主动地用商业的部分收益资助公益。一般来说,商业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,不然商业就不可能可持续性发展。任何时代、任何社会,商人又毕竟是少数,社会发展又需要协同、需要平衡、需要公平与正义,这就需要商人超越商人,更好地认识财富的本质,以自觉推动强制共享和自愿共享等方式,向社会让渡一部分商业利益,让财富与更多人达成共享。尽管财富是商人凭借个人智慧与能力创造出来的,但也应当考虑财富的责任,像洛克菲勒所说的那样,慷慨地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在这里,必须强调的是,强制共享是以法律为基础、为准绳的;自愿共享则是一种自愿的方式,是商人的基本人性的反映与升华。所以,主动用商业的部分收益资助公益,至少会出现三种社会现象:第一,具体到商业上,就体现了商业与公益的关系;第二,具体到资本上,就体现为资本与共享的关系;第三,体现到商业人身上,就体现了强制共享和自愿共享的关系;第四,具体到企业上,就普遍表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。大家想一想,这不很好的商业与公益的关系吗?


第四,用商业方式做公益,直接让商业与公益融合到一起。这是近年来人们普遍探索的一种商业与公益的新途径,希望用商业的方式实现公益的可持续发展,用商业的方式谋求更好的公益效果。国外也有许多这方面的经验。我们谈这个问题,首先要明确几种具体情况:一是商人做商业,又与做公益的人共同做公益,特点是彼此不跨界,专业人做专业的事。第二,商业捐出善款,公益人为实现善款的保值、增值,跨界去做商业。第三,商人既做商业,同时又做公益。这种形式,目前还相当普遍。第四,商人完全从市场退出来,专心做公益、做慈善,比如中国的牛根生、美国的比尔·盖茨。


我是一个在市场里拼搏了30多年的人,对这个问题,我的看法一直没有什么变化。我认为,在目前的情况下,商业是非常重要的事,需要人去做。也就是说,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,做企业的人把企业经营好,社会应当好好支持和保护。我们也希望企业家捐款,但不能希望企业家把钱都捐出去做公益。如果企业发展不了,财富不发展了,也就缺少帮助更多人的基础了。如果用商业方式做公益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商人跨界做公益,还好说的一些。比如牛根生、比尔·盖茨就是典型。如果公益人通过做商业来扩大公益,就需要好好考虑考虑。公益人不要轻易跨到商业上去。当然,我们可以探索用商业方式做公益,或者把商业方式引入到公益中来,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,比较慈善信托、影响力投资、社会企业、公益企业等方式,都是可以尝试的,但要更多的推动,则需要一定的社会财富基础、思想基础与相关的法律体系。否则,过之反而既会影响商业声誉,也会阻碍公益的发展。


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,商业与公益的确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红线,一条不断升级的发展红线。这条红线所反映的本质可以说是资本与共享的本质。也就是说,从资本到资本精神,从资本创造财富到让更多人享用财富,有一个发展过程,同时还是一个不断升级发展、不断进步的过程,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。



3拓展发展道路——以共享文明为目标,共同构建商业与公益的新型协同关系,推动财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
顺应21世纪的发展与变化,无论商业还是公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特别是由于人工智能、机器人进入商业领域,社会用工方式的升级也成为了现实话题。由此引发的资源配置、商业集聚、市场竞争,很可能带来财富更大的集聚。财富与商业有关,也与公益有关,相应的是,商业与公益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。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呢?一是需要升级,二是需要不断创新。从趋势上看,随着中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,特别是不断推进共享发展的发展战略,商业与公益的结合与创新,也呈现出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——以共享为目标的商业与公益的新型协同关系,有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。


改革开放40年来,中国慈善事业在许多方面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,不断创新就是一条基本的经验。我们知道,现在的《慈善法》里有一个“慈善信托”的条文。我们与这个条文之间还有一个小故事。前些年里,我在与国外许多慈善机构交流中发现,国外设计的公益信托是一个很好的方法,直接把商业与公益结合起来了。我国的《信托法》对公益信托作了几条规定,但执行起来比较困难,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。我想,我们为什么不作一些探索与推动呢?于是,我便寻找机会,希望联合有关部门突破一下有关公益信托规定中那些不太明确、不好操作的条文,共同推动公益信托在中国发展。当时设想的目的主要是三个方面:一是可以探索让财富走向共享的方式,二是能够通过商业方式募集更多的公益资金、慈善资金,三是可以推动慈善创新,引导更多的财富走向慈善的道路。2013年11月,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第四届年会在北京举行。我在会上说,华民慈善基金会希望与有兴趣的地方合作推动公益信托。当时大家都说是公益信托,后来正式文件才说是慈善信托。深圳市民政局候伊莎副局长当时就在会场。散会后,她找到我说,深圳市民政局可以一起来推动公益信托首先在深圳落地。她还说,深圳的慈善环境很好,发展态势也很好,深圳特区有地方人大立法权,可以通过地方立法,首先在深圳试点落地公益信托。12月中旬,我们就派出一个工作小组到深圳对接。我应深圳市民政局邀请,专门去作了一次演讲。当时深圳市民政局杜鹏局长,现在是前海管理局局长,他非常看好,非常重视公益信托试点工作。工作的关键环节,他亲自部署推动。很快,我们一起向深圳市政府打了一个请求联合试点公益信托的报告。报到深圳市金融办,当时的肖亚非主任,现在是福田区委书记,他也非常看好公益信托在深圳的发展前景,热忱地接待了我们的工作人员,当即表示,一定向领导汇报,争取把公益信托试点工作纳入深圳市委、市政府一号文件落实方案中去,把具体工作布置到有关部办局委。杜鹏局长、肖亚非主任真是深圳效率,说到做到。2014年2月21日,我们与深圳市民政局就落实深圳市2014年1号文件有关发展公益信托的精神,签署了合作备忘录,旨在共同推动试点公益信托公司项目在深圳市前海落地的各项工作。回到北京后,我们找到北京大学金锦萍教授,请她牵头,由华民慈善基金会、深圳市民政局和北京大学非营利研究中心联合成立一个课题组,起草《深圳市公益信托管理暂行办法》草案,希望在审批机关、税收优惠等方面实现突破。华民慈善基金会为此安排了课题研究专项经费。金锦萍教授和一些专家为此在深圳与北京之间跑了好多趟。到2015年形成了《深圳市慈善信托管理暂行办法》草案。又经过多次讨论,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,这个暂行办法纳入了深圳市地方立法程序。后来,因为国家起草《慈善法》,考虑在《慈善法》中专列“慈善信?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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